民间花市灯画工的历史沿革

据可靠的研究,手工业的行会制度形成于隋、唐时期。画工的行会当也不例外。唐代政府有“八作司”之设。宋代沿用这一机构,专管画工,给“食钱”不支“俸值”(龙门石窟有八作司洞)。画行一向是以唐代画家吴道子为开山祖师,这都可以证明画行到了唐代达到了空前的繁荣。行会制度正式树立以后,加强了同行之间的联系,稳定了生产的范围,也为积累艺术经验创造了条件。画工的经济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这时,画行已是一种值得留恋的谋生之道。很多画工,父子相承代代相传;同时也产生了作坊的形式和师徒制度,大大地推动了画工们从业生产的积极性。再者,画工的画可以和士大夫们的画在神殿上并列,反映出当时社会各阶层对于艺术的热爱,也反映出画工在群众心目中的实际地位。这种风气也鼓舞了画工们的劳动兴趣。

在唐代日趋繁荣兴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手工业的分工更加明确,从业的人数空前增多。唐代宫廷组织当中设有“少府监”来掌管百工技巧,“将作监”来掌管土木建筑,并在这些机构之中,设有专管彩画、丹垩等事的“右校署”,专管琢石、陶土及生产殉葬明器的“甄官署”和专管织染诸事的“织染署”。这些机构当中想必拥有画工和塑工。有的拿“食钱”作为成员固定在作坊中,也有临时向各地征召的。他们所画的彩画、图案(瓷、织染、漆器、碑碣、镜鉴),所塑的俑人俑马,今天可以在出土的文物上和古代的书籍上看到不少,具有惊人的艺术水平与风格,无论在用线、用色和刻划情节上都是非常成熟的。

唐代的画工,对于绘画和塑造是同时兼学的。这种学习与工作的方法,作为一种传统,在画行中,一直保存到今天。

从各种古籍、画论、割记当中,唐代较有名的画工偶有记载致被流传到今天的有不少,如刘整(将作匠)、张素卿(简州道士)、陈若愚(张的徒弟)、陈净眼、陈净心、董奴子、潘细衣、姚景仙、陈庆之、左全、张腾、赵龛、刘行臣、陈积善、何长寿等。这些人有的活动在中原,有的活动在四川。画塑工宋法智还随王玄策远出国门到印度去摹绘佛像。画工樊淑、刘泚曾被俘到了大食国。

对于中国绘画及画行影响最深厚久远的是吴道子。这位出身贫微浪迹洛阳的阳翟(今河南禹县)画家,后来虽然由于艺名高扬被征进宫廷做了御用画家,但从他的身世生活环境和一生的主要绘画活动来看,他显然是一位民间画家,是一位属于劳动人民的画家。他一直被誉为“画圣”,而且被全国的画行行会作为“祖师爷”供奉着。他作的“梵像”、“地狱变相”、“五圣千官”、“星宿像”为佛教和道教艺术,特别是为后世的画工在进行壁画和神轴画时创立了示范性的粉本。那种线条上绵长有力的“当风”感觉、 “浅绛”、“白画”和“焦墨淡彩”的染法形成流派,也大大地影响了当时与后代许多画家。

其他还有吴的师傅张孝师,吴的朋友杨惠之、王陀子;吴的徒弟张仙乔(爱儿)、王耐儿、瞿琰、张藏、卢楞伽;还有吴道子一度想谋杀的艺术上的对手皇甫轸,以及杨惠之的徒弟元伽儿、杨员名、程进,都是公元8世纪前后活跃于长安、洛阳一带的著名画工。陇西、高昌一带画工也不会少。

还有特别以彩塑知名的如刘九郎、王温、张寿、宋朝、李安、张智藏、陈永承、窦宏果、刘爽、赵云质、刘意儿、韩伯通、张宏度、张孟余、吴智敏、安生、张净眼、毛婆罗、孙仁贵、方辩、李岫和利涉,这些民间艺术家的姓名都幸运地散见在《历代名画记》、《全唐文》、《五代名画补遗》、《图画见闻志》诸书中。

民间画工的作品,作者例不署名,因而许多作者的姓名是无法稽考了。从作品的数量和知名的人数对照来看,恐怕失传的比例是太大了。公元845年“会昌灭法”,佛教艺术又受到一次严重的破坏。以上这些艺术家的作品,早于距今1100年前化为乌有了。

上元节燃灯,汉代已有此风俗。唐开元年间,玄宗提倡道教,大加提倡上元节(旧历正月十五日天官生日)玩赏花灯。长安人民于灯下蹈歌而舞,从此形成我国历史性的民族狂欢节日,朝野上下,费尽财力,竭空心思,在花灯上斗奇争胜,不仅做到“花市灯如画”,而且还要把灯做成形形色色的样子,安上巧妙的机括,最重要的灯要有美妙的书画,表现出大家喜闻乐见的故事。这一风俗,经过宋代皇室的大力提倡(宋时汴梁有“五夜元宵”和“冬至先赏元宵”的风俗)形成传统,千年来盛况不衰,许多反映世俗生活的文学作品和插图中,皮影戏中都反映过这个激动人心的佳节景象。这就又给民间画工增加了表现艺术才能的机会。唐时洛阳有一个画工毛顺,开始“绘彩为灯笼”。宋时汴梁、临安各地已有了纸扎铺,糊扎花灯。当时汴梁的“天街灯市”和苏州、福州、新安的花灯天下驰名。明、清北京城也有专做花灯生意的“灯市口”、 “琉璃厂”、“花市”,今日首都前门外廊房头条一带还集合有出售花灯的行业和专画花灯的艺人。南京夫子庙每年上元节有“灯市”。西安的灯市在东木头市,并有舅舅送花灯给外甥的习俗。全国各地也还流行着玩灯风俗,像山西潞安一带,河南洛阳、汲县一带,浙江瑞安、海宁、峡石镇,江苏松江,广东东莞一带,都有很出色的灯市和别具巧艺的画工。

五代几十年中,中原战争不已,而在四川、江南各地画壁的风气还是很盛。寺僧往往以重金征聘画工,甚而引起画工们在艺术上激烈的竞赛。成都附近受有玄宗、僖宗人蜀的影响,绘画活动更盛。据宋人范成大日后记载,仅成都大圣慈寺一个寺院就有名贵壁画 8524间,其中就有不少出自民间画工的手笔。西域还有不少画工继续活动在敦煌、榆林各地。他们的作品遗留到今天的不少,也有个别画工进了当时政权的画院当中。

五代以后,皇家的画院规模制度更加完整和扩大,甚而发展到以画取士。在官爵俸禄的引诱下,文人从事绘画的兴趣更加炽盛起来。绘画从题材上的分科逐渐明确形成,绘画逐渐与文学特别是与诗歌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士大夫们以书画标榜清高,所画多采取卷轴、屏联、扇面诸形式,发展抒情观赏性质绘画的同时,开始不屑于和画工们到庙堂上并肩吮墨舐纸了。而民间画工们却仍然沿着传统的职业道路,继续从事那些满足世俗各方面需要的美术活动。他们与士大夫在艺术上分道而驰了。这时,他们不仅服务于佛教,还服务于其他教流,也服务于其他生活习俗,也有不少画工服务于工艺美术的作坊当中和土木建筑工程当中。从京都大邑到穷乡僻壤,都有画工的足迹。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征天下画工画玉清昭应宫的壁画,报名的有三千人,其中大多数当必是民间画壁的艺人。

晚唐以后,画行已形成固定的行业。宋代社会中有了贩卖绘画作品的行商,临安市上已有年画摊子,社会中也出现了大量绘制以市俗生活为内容的商品化的作品。杜子环、阮维德、杜孩儿、赵楼台、秦妙观(女)、杨威,都是著名的民间画家。他们画的罗汉、美人、婴儿、楼阁,风行国内,很受欢迎,往往一本要同样画上几万张。像《清明上河图》就是南宋以后最畅销的一件作品。有一些高手画师进入画院,或“八作司”专作待诏性质的工作,靠“食钱”生活,以画壁及建筑装饰为主。这些人在画院中被称作“杂流”。南唐“八作”艺人蔡润,宋太宗时就参加了北宋的画院。汴梁、临安“瓦子勾栏”中出现了皮影戏,刻绘皮影人物当然又是艺人们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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