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花市灯画工的历史沿革

从宋代起,纸扎冥器基本上代替了传统上传用的陶质殉葬物品,画工们把“纸扎活”加入营业范围,大小城镇有了“纸扎铺”、“纸马铺”的出现。画行正式作为一个店铺开设在市面上,不知始于什么时候。但是直到今天,华北、西北还是如此。大同华严寺的壁画上就有“云中钟楼西街兴荣魁董画铺信心弟子画工董安”的题记。各地的画铺还沿用“纸马”作为市招,门额上书写“车马楼船,金山银山”,正是这种遗风。

在公元1100年,我国伟大建筑家李明仲和任丘画工吕茂林、大兴画工贾瑞龄在一起整理并出版了我国11世纪以前传统上使用的建筑彩画图案。在他们所编的“营造法式”的第13、14、33、34诸卷中,系统而形象地记载了我国画工在建筑装饰图案上的成就。此书不仅总结了宋代以前建筑图案艺术,也对宋以后几百年中的建筑彩画和其他工艺图案起了重大的影响。金兵攻破汴梁以后,匠艺人众都被俘掳到了今日的北京。从今日北京的“彩画作”的画工所运用的花纹和表现手法来看,其中承接演变来龙去脉是很明显的。通过这本书也可以知道画工们活动在土木建筑庭园装饰方面也是很久的事了。

这本书中还叙述了当时的“壁画制度”及当时使用的颜料及处理方法,是研究民间绘画艺术的珍贵资料。从该书所叙述的宋代宫廷“将作”的情况,可以直接间接想见当时汴梁城中和全国各地画匠同其他匠工操作劳动的情况。

宋代确实可以肯定为民间画工而姓名在史籍上流传下来的较少,可知的有王泽、任文德、龙章,幸而具体作品今天还可以看到不少。敦煌莫高窟中宋代的洞窟尚有97窟,窟中的壁画和彩画图案具有代表性。麦积山、炳灵寺,山西太原晋祠,山东长清灵严寺的彩塑都有鲜明的风格和惊人的水平。近年在河南白沙和安阳天禧镇等地发现的墓画都是很珍贵的宋代画工的作品。被盗卖到国外去的晋南道教壁画,绘于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其他大同华严寺的部分壁画(辽)、内蒙古瓦尔芒哈、河北平泉等地的墓画(辽)以及山西绛县斐家堡的墓画(金)、朔县崇福寺的壁画(金),可以代表同时代北方画工的艺术。在山西吉县挂甲山石崖上,可以看到金皇统五年(1145年)画工王硅、郝滋的题名。

元代特别提倡宗教,道、释诸教兼容并包。宫廷组织中有“诸色人匠总管府”之设,专们管理各种修建工人(包括画工)去修建宫廷宅第和庙宇。元世祖特设“梵像提举司”,命尼泊尔艺僧阿尼哥的徒弟、大名鼎鼎的彩塑家刘元(銮)参加这个机构,专管绘塑神像,开始推行西藏式的佛像。当时著名的“画塑匠”有王清、董暹、户宗明、户宗义、曹溪臣、胡君贵、李源、(氵交)川、曹诅、刘思直 (广胜寺塑像作者)。元朝曾把战争中从全国俘到的巧艺的工人集中到河北正定、曲阳一带,并还把著名的工人如画工蒯祥,石工杨琼 (善画)、徐杲,木工蔡信,命在“少府监”、“营缮所”中担任重要职位。各地民间享有“待诏”头衔的画工,像山西襄陵的朱好古、张伯渊,甘肃临洮的刘世福,甘州的史小玉(敦煌莫高窟第76窟题记)等都曾在各大庙宇中画了出色的壁画。他们的作品,今天还可以在稷山兴化寺、永济永乐宫和榆林万佛峡看到。

元代民间画工在传统的发展上,保持着优秀的艺术修养,作画的气魄和才能是很惊人的。从被保存到今天的山西洪赵县广胜寺、水神庙;稷山县兴化寺、青龙寺,特别是永济县永乐宫的壁画来看,其技法之熟练,章法之谨严,表现力之强,生活气息之鲜明,不仅使我们具体地看到十三四世纪时我国民间绘画的瑰丽,也可以由此推想到宋代以前那些在文籍记载上流传为佳话的伟大壁画的面貌大体是如何了。永乐宫的壁画,三清殿的二百九十一个帝君、天尊、仙真、星宿、金童、玉女、力士,绘于泰定二年(1325年),出于洛阳画工马君祥的儿子马七及马十一、马十二、马十三等的手笔。这些保存着宋代画风的道教壁画,想来是根据流传在洛阳一带的画工行会中的粉本画的。晋南隔黄河与洛阳、长安相望,其中的源流是应该和画洛阳老君庙的《五圣千官图》的吴道子(禹县人)及画玉清昭应宫和《朝元图》的武宗元(白波人)等名字密切联系着的。混成殿的《纯阳帝君仙游显化之图》,及七真殿的《王重阳画传》绘于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这一百零四幅连环画出于著名画家朱好古的门人李宏宜(芮城人)、王士彦(龙门人)、张遵礼 (绛阳人)、田德新(古新人)、曹德敏(洪洞人)、王椿(孤峰人)等人的手笔;并经过清康熙年重修时当时画工张文辉、杨文周、王永吉、张楠、左右辅、李天钦、李世贵、杨光贵、李进杰的重绘。它的内容丰富,表现方法有传统性,是研究民间画工和我国壁画发展史的绝好材料。

宋、元以后,画工行业已定型,业务活动到了饱和的程度。社会上带有美术性质的活动无不包罗到画工手中。后来,在一些大城市中,画行出现了进一步的细密分工。以北京来说,一个行会当中,就又按性质分成“彩画作”、“灯画作”、“汉佛作”、“番佛作”、“油漆作”等门类,分别经营活动。

明代从开国起就实行“工匠供役法”。全国各地的各行工匠每隔几年就要调到京城服役三月至五月,叫“轮班”。北京附近的匠人每月服役一旬叫“住坐”。当时轮班的油漆妆銮匠人,据《明会要》书中记载,规定为六千七百一十人。这些画工经常跋涉在京都与外地的旅途中,受尽了统治阶级的惨酷剥削。在北京他们受到“工部”、“营缮所”的指挥。

明、清以来,画行中工人们的生活及职业没有重大的改变。这一时期画工的画,在一定程度上受了文人画的熏染,题材内容和当时流行的文学说部及戏曲结合起来。鸦片战争以后,通都大邑的画工又在绘画技法上接受了一些西洋的和日本的画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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